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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一篇）

除了上篇说道拿陈果夫作为保护伞以外，广大华行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民国要员一起合作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在台湾与吴开先（中共早期党员，后脱党。抗战期间，曾领导上海国民党地下抵抗运动，国民党著名社会人士）创办七星纱管厂等企业。

在广大华行的朋友和股东里，有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等。

当时国民党高层官员中甚至流传说：“只要跟着杨连生（杨延修）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杨延修也必须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加强接触，混得烂熟，但作为严苛的纪律和保护色，他们同样严守严守不能与左派人物和亲共分子来往。

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能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钱袋子”。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广大华行通过各种秘密渠道，给中共党组织调剂金融和输送经费。当时规定广大华行只能由周恩来单线领导。这些钱如何来往，都由周恩来派来的同志指导，但都绝对保密，即这些钱当时都是不记账的。

根据杨延修回忆和党史学家研究发现，从1942年至1949年间，广大华行分别向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中共南京局、上海办事处和解放区提供的经费和房产包括：

a.1942年起到抗战胜利，重庆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从重庆广大华行提取经费，有时兑换货币或金银，有时“一包钱有好几十斤重”。重庆期间，广大华行还向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提供了大量药品、香烟、钢笔、手表、奶粉，其中有刘伯承元帅的假眼睛；

b.1946年，中共驻沪办事处（位于上海思南路73号的周公馆）是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的二十根金条买下的；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办事处房屋也是广大华行购买或租下的；

c.1946年下半年，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五十根金条，买下中共南京局在中山路的一栋楼房（据杨延修回忆是南京梅园新村的购房款），后来又提取一亿元法币作为南京局的经费；

d.1949年初，由张平送交刘晓一百万美元，此款是按中央指示支援越南劳动党的，刘晓在香港德辅道的连卡佛店铺转交给了越南劳动党驻港代表黄文欢。

其他的款项，数不胜数。

以上这些金条和经费（法币）、物资等相加，即便在今天也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广大华行副总经理舒自清，更是成为华尔街上的中共大亨。

1918年，他出生在上海市虹口区，十八岁就成为英国义茂利会计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审计师，又受聘为上海洋行的高级职员。

1937年10月成为秘密党员。1940年奉派到重庆担任广大华行副总经理，把原名“舒鸿源”改为“舒自清”。

舒自清为人豪爽，善交朋友，他利用自己是蒋介石小同乡的身份，在上流社会混得风生水起，请客吃饭、打桥牌、搓麻将，联络感情，刺探情报，寻找商机。他搓麻将很有一套，专门输钱以取悦名媛阔太，但输多了又是党的损失，所以一般只打4圈，输个50元左右，然后找个借口婉言告辞。不久，舒先生就变成了“输先生”，颇讨众人欢心，并且纷纷传说：“广大华行有蒋委员长的背景”。

1945年1月，遵照周恩来要求广大华行大力开展中美贸易的指示，27岁的舒自清，携带20万美元，远赴美国为党经商。他英语流利、业务娴熟，先去芝加哥伯特药厂接洽订货业务。销售部经理收了定金，却不肯按期发货。因为西药在中美市场差价很大，所以舒自清痛下血本，终于使老外答应３个月内交货。可是他最希望拿到的该厂在中国的代理权，却被傲慢地拒绝了，对方认为广大华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还不够资格取得代理权。

舒自清不以为意，转而前往纽约华尔街，在那里创办了广大华行美国分行（华尔街120号），并且把目标锁定在世界著名大药厂。他的首选，是早在1918年就来上海开设办事处的美国礼来公司，它是从事药品研究、生产和销售的世界十大著名医药公司之一（在今天仍是，今天的办事处在上海新天地）。礼来公司销售部主任更加傲慢，接下来，惠氏、辉瑞、默沙东等药厂，表现出来的美国式自大和对中国的无知，如出一辙。好在舒自清久经磨练，丝毫不为这挫折而气馁，千方百计寻找新的突破口。他终于辗转找到了上海时期的老朋友、纽约花旗银行副总经理，并且获得其大力支持，向美国六大药厂中排名第二的施贵宝公司作了推荐。

经过认真准备，舒自清拜访了施贵宝公司中国部经理帕克.格林。格林对于花旗银行副总的推荐，还是很重视的，而舒自清给他的印象，也的确是个有实力、可信赖的资深商人。格林答应向上级力争把中国的代理权交给广大华行。两周以后，国际部总经理魏克答应约谈。舒自清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并全面了解魏克的资历业绩、性格爱好、工作作风，有针对性地准备了好几套谈判方案，终于再度攻克难关，双方基本达成合作意向，可是对于关键的利润分成，老谋深算的魏克却迟迟没有提及。舒自清心里很着急，表面却装得若无其事。他事先了解到施贵宝有一批盘尼西林存货，就主动提出马上购买10万美元的药品。这一招很灵光，魏克当即拍板，把施贵宝在中国和东南亚独家经销西药的代理权交给舒自清，每单生意给他10％的代理费。这和舒自清心中15％的比例差距颇大，但是仔细权衡利害后，他认为“风物长宜放眼量”。

1945年12月，广大华行美国分行与施贵宝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舒自清马上买进10万美元的盘尼西林和其他药品，包了专机运回国内。而盘尼西林正是当时国内奇缺的特效消炎药，货到上海，便售罄，仅盘尼西林就赚了10万美元。

广大华行的西药生意如日中天，接下来的几笔生意总额达到了100万美元，舒自清没费周折就将代理费提高到了15％。这使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也眼红起来，托人向施贵宝的老板索要中国的代理权。精明的魏克当面向舒自清表示，不会给宋子文，但是话锋一转，又乘机压低代理费。不料，舒自清针锋相对，要求把代理费提高到25％，弄得魏克目瞪口呆。舒自清承诺他可以把今年的生意做到500万美元。结果，他不但如愿以偿，还免除了广告费。

​舒自清意气风发，又把眼光转向了钢铁、化工、机械等领域。总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涌来，美国厂商也纷纷上门接洽业务，以致广大华行从美国进口的西药、钢铁的金额数量，超过了所有的民族资本和宋子文、孔祥熙系统的官僚资本的公司。但舒自清又与杜邦、摩根等垄断财团建立业务往来。一时间，他和美国分行声名远播。大家都认为舒自清有实力、有后台，是新兴的买办大资本家，从没想到他是一名中共经济地工。舒自清以丰富的贸易和财会经验，高超的英语水平，坚定的党的信仰，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独当一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通多条贸易渠道，为中共正在举行的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提供了宝贵的外汇，并向国内进口大批西药和其他急需物资，为新中国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12月，舒自清奉命撤到香港，就任华润公司总经理。他把自己在广大华行的股份红利10万美元全部交了党费，还说：“我是为革命才回国的，不需要一分钱存款！”当时国内东北、华北的工业正在恢复和建设，急需便于装置的机材和钢材。舒自清马上想到了东邻日本，继续发挥经商特长，将华北、东北的万吨大豆、上千吨脱壳花生运往日本，回程的货物有电机、大型水银整流器、大小不同的马达等。随后生意越做越大，至朝鲜战争爆发，又从东北、华北出口400多万美元的油粮矿产，换回400多万美元的电机、钢材和工业生产必需品。

遗憾的是，1954年回国后，舒自清这段特殊的经历，使他备尝坎坷。

​1956年任外贸部进出口局副局长。1960年代，调中央调查部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

1966年开始，由于舒自清夫妇的特殊经历，被造反派当作“美国特务”批斗。

1967年，他们被秘密关进北京市秦城监狱。舒自清被当作“政治重犯”单独关在小囚室，顿顿都吃菜汤、窝头，根本填不饱肚子；冬天屋里冷得像冰窖。即使这样，他还是利用坐牢的时间重新系统学习了马恩列斯的原著，出狱时光读书笔记就装满了一麻袋。

1972年10月，形势稍有好转。1973年1月，妻子黄雨清已报病危七次，舒自清的身体也很不好，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放了出来。头上仍然戴着政治帽子，没有工作，妻子濒临死亡，孩子四分五散。

1976年10月，舒自清也获得第二次“解放”，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在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部担任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对他在建立特区、引进外资等方面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舒自清当年的一些部下后来成了亿万富翁，他利用这些老关系促成了许多中外商贸项目。1988年离休。

1989年6月7日，联合国准备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国际关贸会议，舒自清为参加会议亲自写了发言稿，力主中国加入WTO，可惜壮志未酬，就在会议前的6月1日中风倒下。

1996年逝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