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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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元960年（后周显德6年）春正月，后周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传闻契丹伙同后汉的大部队即将南下，进犯“主少国疑”的后周。此时，后周世宗刚刚去世半年，小皇帝后周恭帝年仅7岁。

紧急关头，曾经被剥夺了军权的殿前都检点赵匡胤被重新启用，再次成为大权独揽的最高军事长官。

接下来，后周的军队整军北上迎敌。但开拔到距开封20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却又止步不前，一连多日没有消息。

赵匡胤在军中诸将的拥戴下“黄袍加身”，终于僭越称帝。大军回师开封，后周恭帝禅让，赵匡胤登基称帝，国号“宋”。

江山鼎革，除旧布新。北宋建立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面貌一新。各项新举措频频出台，有人注意到，连宫中宴会的规制也与前不同了。

本文重点探讨两宋（尤其是北宋前期）的“曲宴”习俗，竭力弄清这一风俗如何影响特定时间段内北宋的军国大事，以及其中展露出来的“和合”智慧。

一、曲宴的种类与特征

曲宴是古时宴飨（亦称“宴享”）活动中的一种。宴飨是古代帝王设宴招待群臣、国宾（一般指来自外国的外交官）的活动，比较隆重。

其种类很多，但从场合、规模、参与者身份及地位等来划分，可分为大宴、曲宴、赐宴（一般选在重要节日进行）等。

大宴是皇帝亲身参与、规格最高的宴饮活动。

在宴会场所（在哪一座宫殿举行）、座位安排、宴会程序以及如何奏乐（使用什么乐器）、由谁奏乐、乐曲的次序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

甚至，对于在大宴上出现的违背礼制的情况，也有相应的纠察弹劾制度。

至于曲宴，因为留存的文献比较有限，其特征、规制，尚不明晰，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现在能够确认的是，曲宴属于规模较小的私人宴会。

最早的记录是在三国的魏明帝时期，“帝游后园，曲宴极乐”（《资治通鉴》）。

元代人胡三省解释“曲宴”时候说，“禁中之宴，尤言私宴也”，认为是设置在皇帝居处的宴席，就仿佛是朋友间的私人宴会。这是“曲宴”的基本特质。

曲宴比较自由随意，比较自由，甚至可以理解成：一切听皇帝的，皇帝说咋办就咋办。

宋代的曲宴大概有如以下几类：

其一，内苑曲宴。指皇帝到私家宫苑游山玩水，或者视察庄稼长势、射猎过程中举办的宴会。比方说在《宋史》中频繁出现的“赏花钓鱼宴”。

其二，垂拱殿宴请辽使臣。金和蒙古崛起之前，北宋与辽国打交道最多，所以史书多次记载皇帝在垂拱殿宴请辽国使臣。

这在真宗、哲宗朝比较多见。有些研究学者认为宴请外邦使节，当用大宴，但对于非重要的一般性（礼节性、例行性）交往，很多时候才采用曲宴。

其三，内殿赐宴大臣或外邦使者。

大臣领兵镇守边疆，或者外国使臣到来或辞行，皇帝也会举办宴会送行，从规模上来看，也属于曲宴。

地方节度使（宋朝称为某某“军”）来朝觐见（述职或汇报工作），节度使或外邦遣使朝贡或祝贺。

本国外交使节岀使前辞行，一般也都要举行曲宴，君臣、宾主酒酣耳热，倾心交谈，尽欢而散。

第四，修书宴、观书宴、讲书宴。

修书宴：宋代承续唐代的修史制度，设置修史院撰修国史，工作完成后，皇帝会赐宴编撰人员；

观书宴：皇帝带领群臣观赏书画，观赏活动后，一般皇帝会赐曲宴于臣子；

讲书宴：汉唐以来有为皇帝讲经论史的习俗，到宋朝开始开设经筵，讲官一般由翰林学士担任——这是皇帝接受儒家教育的重要方式。

每隔一段时间，皇帝会给自己的老师赏赐，赏赐之后一般会赐曲宴。据史料，讲书宴的习俗在北宋、南宋都盛行。

总之，宋代曲宴在设宴场合、设宴目的上各有不同，并无常制，基本上唯皇帝决断而定，参加宴会者多为皇帝治下的近臣、重臣，偶尔有辽国使者参杂其间。

综合来看，比较自由，因而更能尽兴。当然，这种宴会与威严隆重的大宴相比，就显得较为随意，在规模上也与大宴相去甚远。

二、曲宴在朝堂上的政治功用

曲宴，归根到底是为了沟通，而且宴会的核心人物永远是皇帝本人。只有在皇帝有意想跟某一个或某一群人沟通时，曲宴才有意义。

也就是说，曲宴是诸多宴会品类之中，相对比较方便，而且没有各种礼仪束缚的聚集活动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合适的。

论及曲宴的目的，无非是以下几种。

说到底就像今天的职场之中，老板与员工的博弈一样，主要其目的是利用、使用的关系。

臣属不仅要甘心为皇帝所用，而且要不遗余力，要使出浑身解数，要肝脑涂地，并落实到实际行动上。

（一）恩威并施，笼络控制军事首领

唐代以后，地方军阀（节度使）尾大不掉，不受中央政府控制，一直是社会变乱的关键问题。

地方军阀之所以敢和中央抗衡，看上去是因为有财政上的自治权、人事上的自主权，实际上还是仰仗手中的“枪杆子”。自唐末开始就是如此，所以宋太祖势必高度重视兵权。

宋朝立国之初，将军拥兵自重，跋扈之气未除，宋太祖甚至怀疑大宋江山时刻有兵变的可能，因为自后周往前数，主将拥兵，披上黄袍、变身为皇帝的例子太多了。

大军出征之前，皇帝在宫中实行曲宴，为出征将帅饯行，并叮咛嘱托，已成惯例。

如王全斌征伐后蜀，曹彬征伐南唐，宋太祖都是当面授予机要，明确分清责权，竭力避免各种推诿扯皮，甚至兵变发生的可能性。

一方面施以恩德，无微不至，另一方面敲山震虎，巧言恐吓，以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法统御这些指挥员。

曲宴恰恰为宋太祖提供了与臣下的“别样”的沟通机会。

有些话，确实不适合在朝堂上，当着所有大臣说出口；在对坐饮酒、倾心交流的曲宴上，则完全没有任何忌惮，而大臣（领兵官）也不会产生误解，发生歧义。

宋太祖登基一年半以后，某一天召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饮酒，后世称这个曲宴集会为“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首先引起话题，说自己担惊受怕，怕手下的大臣谋反。这些老同事都吓坏了，赶紧问有没有什么两全之策。

赵匡胤说，你们为什么不能申请裁撤兵权，出去当个节度使那样的大官，买一处大宅，每天花天酒地开开心心地颐养天年？

赵匡胤还承诺说，我们可以约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这些大臣都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第二天纷纷提交申请，主动要求将兵权上交给皇帝。

宋太祖利用曲宴的机会，把一个可能引发成流血冲突，进而导致国家动乱的大事情，轻描淡写在酒桌上提了出来。

相比以后的朝代中“君臣相疑，不亦乐乎”的诸般案例，宋太祖不可谓不是果断之人、直爽之人，也是有着聪明智慧之人。

（二）安抚与震慑并重，聚拢藩王藩镇之心

宋太祖当政之时，与诸藩镇、藩王举行曲宴，喝酒聊天，在史书中有很多记载，并最终成为惯例。

首先是藩镇，其次是驻守各地的藩王、国主，这些人都是宋太祖至为关心的“潜在谋反者”。

藩镇成为隐忧，最典型的是晚唐发生的安史之乱了；至于藩王，西汉有“七国之乱”，西晋有“八王之乱”，唐初又另有“玄武门之变”，都是让人闻之色变的大事件，不能不引以为戒。

太祖称帝之初，因为政权不稳，尤其是军队实力派手中的军权还没能有效解除，北汉、后蜀、南唐等仍然独立，所以宋太祖对羽翼丰满的藩镇势力，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曲宴作为一项恩宠待遇，成为皇帝统御臣下的一种绝佳武器。曲宴是除加官进爵之外，皇帝表达出来的一种额外的恩宠方式。

节度使入朝奏事和归镇之时，皇帝都会设宴款待，这渐渐成为惯例。

另一方面，为了重建与刷新中央集权统治，中央政府也与各地节度使展开各种样式的博弈。

其实赵匡胤的削藩行动也在同步进行，为藩镇准备的各项曲宴，也起到了安抚藩镇的作用。当然，其中也隐含着震慑意味。

与手握重兵的藩镇、节度使相比较，拥有一块土地的小国国主，同样不能轻视。

对待不同的小国君主，依据不同对象、不同实力、与北宋朝廷的关系之亲疏，赵匡胤所给予的待遇也不尽相同。

建国之初，各地的小国国主，其实是异姓王，并不是赵匡胤的宗亲。

所以，针对一些国家被消灭的异姓国主，赵匡胤既要表现出胜利者的仁慈，也要借机宣示朝廷的无上权威。这时候曲宴这种交际方式，就显得很重要了。

比方说对于后蜀国主孟昶，皇帝给予了特别的荣宠：除加封秦国公尊崇头衔，授予子弟优厚官职外，还两次设宴安慰。孟昶去世，宋太祖辍朝五日，将其追封为楚王，从厚下葬。

到开宝九年南唐后主李煜被俘抵达开封后，则未见到有专门受到宴请的记载，或者与此时全国已基本统一，无必要再顾及被俘的小国国主的脸面了。

（三）并非重文抑武，文武大臣两极分化

人们都知道宋朝重文抑武，重视文官，却无比轻视武将。但在皇帝赐曲宴这件事上，却没有表现出“重文抑武”。

一般而言，派往外地公干的藩镇、大臣、节度使，比较易于蒙受曲宴的待遇，而一般的翰林、文人，除了带有普遍性的宴请群臣之外，则鲜少有机会参加曲宴。

这也是当时曲宴的一个特点，从侧面反映出了宋太祖时代的朝政重心与处事原则。

太祖一朝，史书上几乎看不见为宰辅大臣举办曲宴的记载。宰辅，一般指的是宰相，或者职位上近乎于宰相那些人。

宋太祖一朝的宰辅只有赵普。赵普有很多机会出席不同规模的曲宴，但几乎未曾单独成为宋太祖的宴请对象。他几乎是个忙来忙去的工具人，只是皇帝完成宴请工作的配角。

这个现象让我们怀疑越是皇帝不相信的人，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宴请对象。皇帝终年未曾宴请某个人，说明在皇帝心目中，他是忠诚可靠的。

皇帝可能经常与臣子一起宴乐，说不准就是在揣摩他们的心思；当然，也有可能是在调查研究，是想了解一个人或者某件事的真相。

与为特定将帅、藩镇、藩王开设的曲宴相比，宰辅和文臣明显机会少的多。推究原因，应该是掌握兵权的将帅、藩镇、独领一国的藩王、国主，更让他放心不下。

太祖即位之初，用的是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以及枢密使吴廷祚，都是留用的后周老臣。

尽管这几人都是过渡性人物，但相比于赵普、薛居正、沈义伦、李崇矩等官吏出身的干部来讲，因为他们不是自己的心腹，多花一些心思也在情理之中。

但这些文人在曲宴中只是陪衬的角色，他们的站位、立场不可避免要站在皇帝一边。文人们在曲宴中的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甚至被皇帝剥夺了参加曲宴的特权。

这就是宋太祖一朝的曲宴，有着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皇帝的目光紧紧地盯在他最关注的那些人身上，至于忙来忙去的若干工具人、陪客，他是全然不在意的。

三、曲宴与“和合智慧”

“和合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表现出他的不擅杀、不喜杀的本性（包括以钱币形式解决外交争端，也与这种本性有关）。

设想在先秦、两汉、元明清各朝，很少（几乎没有）有以曲宴这种温文尔雅的方式解决政治冲突的，更多是兵戎相见，只有人头落地，才能善罢甘休。

身处皇帝高位，不擅杀就等于是仁德了。这个皇帝展现出来几乎就是“和合智慧”的萌芽。

“和合”可以简单地理解成为“和谐”。和谐、融合，不采用诸如武力这样的强硬、过激手段，的确是宋太祖的首要长处。

开国君王的行事作风、制度架设，难免对宋朝的后代君王产生影响，所以宋代的政治制度时刻蕴藏着尽量不以武力、杀戮解决冲突的因子。

曲宴表面上体现为一种宴饮方式，但又与《周礼》规定的宴乐礼制有所不同，是遵循着儒家礼制、伦理框架的制度创新。

但是，曲宴又能完美服务于北宋建立之初的政治局势，这不能不让人啧啧称奇，甚至对宋太祖的政治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甚至所以说，曲宴只是和合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历代君王遵循与服膺的儒家思想，才是帮助当政者度过一重重难关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宋史》

《资治通鉴》

《通鉴纪事本末》

《宋朝诸臣奏议》

《宋集珍本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