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渚镇(社渚镇酒店)

翻开地图，你会发觉溧阳及邻近县好些地方及村落的名称都会带一个“马”字，我出生的村落溧阳后周塘马村就带有“马”字。

带有“马”字村落名称大多数是是因“马”姓子民聚居而得名。例马庄、马家村、马家园、马家镇等。再是结合地形地貌有马公圩、马塘等，有趣的是溧阳先民似乎有点喜欢“马塘”，溧阳就不止一个“马塘村”，还有在“马塘”加上其它因素的限制词，如马塘岗、牛马塘、东马塘、西马塘等。此外还有些地名是以其地形地貌状似马的某个形态而得名，例马蹄岗、马口村、马鞍山、马山岕等。

村落地名，上述得名类型最为普遍，溧阳亦是如此。然而溧阳带有“马”字村落名称还会与一定史实相关，与民众情感相关，与文化相关的类型。且这样的得名类型所占的相对比例还较高。

溧阳带有“马”字村落名称最多的是叫“马场”，粗略统计（包括近年消失的村落）昆仑街道1个，天目湖镇2个（其中有个称“马场里”），戴埠镇有3个，社渚镇1个，上兴镇1个（“马场里”），竹箦镇1个（“马场里”），别桥有前、后马场。溧阳同名“马场”就有11个。另还有可能与马场有关，名为其它的村落，例“马塘埂”、“东马”“西马”。粗查金坛县志在邻近溧阳的西岗有1个马场，王母观有个马厂湾，金山乡有1个马场；溧水县的东北有1个马场村，仅此而已。

村名“马场”这个“马”字不是因居住人的姓氏而来，完全是因“马”而来，因“养马”而来，历史上溧阳曾是养马之地。古时曾有以马匹的多寡作为评判国力的标准，有所谓“马匹多少，国疆多大”，所以历代朝廷都很重视“马政”，从春秋吴越争霸起，史载江南与中原地区一样，多有战马。然而江南的潮湿自然环境显然不适宜养马，所以江南历来不是我国主要养马之地。那江南的“马政”状况，何时何地养马，人们并不清楚。溧阳和邻近县的自然环境基本一样，为何不曾听到邻县有“马政”的展开，牧马场的兴办，而溧阳的“马政”却有浓重的一笔，有点令人不解。

据溧阳县志载：溧阳“马政”始于元，盛于明前期，衰于清。溧阳明初官府牧马场原有八十五所，永城乡有6场，福贤乡有4场，举福乡有25场，名义乡14场，从山乡15场，奉安乡5场，崇来乡6场，永泰乡7场，永定乡3场。可以想象其时溧阳的养马规模之大，且史载其时马政苛刻，溧阳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先有义士葛彦敬冒死上书皇帝，陈述马政之病，后有头脑清醒的官宦相继上书，修改马政。继而马政渐渐衰落。

马政盛时，马场周围建有矮墙，百姓是不可能住到养马场里，自然不会有村落，只有待马政烟消云散，养马场荒废后，百姓才能进入耕种，定居，渐有村落。这个过程很长，明朝迁都北京时马政尚未革除，直到清初才完全铲除。所以在溧阳嘉庆县志中村名出现“马场”只有桂寿区一处，还有永泰区一个“马场里”。到光绪十九年的溧阳县续志，当今许多“马场”村名还未出现，在我村后不远的“马塘埂”，就在当时永泰乡较大的养马场“黄塘场”边上，该村名在光绪溧阳县续志中才出现。推论，可以认为现今的“马场”村多数时间不长，约在清末，甚至更晚。

邻县金坛、溧水在与我县接界处，可能也会有少数养马场，其后养马场荒废，渐渐出现“马场”村，也在情理之中。

溧阳“马场”等村落位置当可与当年的养马场位置相对应，村里住的子民不一定是马氏，然而其先祖好多人，一定就是当年在官府马场中养过马的人。其村名虽未反映百姓家族繁衍血脉之情，却展示溧阳一段史实，在溧阳史脉中占有位置。

溧阳带有“马”字村落名称，还有不仅与史实相关，还与溧阳人的情感有关，与文化有关，特别与传说有关。

溧阳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在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众多的传说，绝大多数传说是弘扬溧阳人民的善良与淳朴，宣传正义自在人间的正能量，极有有史料价值。这一文化现象有时也会落到村落地名上，给某些村落名称多了一条来由，给村落名称披上神秘的外衣。当然也有少数传说仅是传播者个人的猜想及心愿，从“马”字展开，有戏说成分，不尽合理，给当今考证某些古村落名称由来，带来一定的麻烦。

历史上伍子胥弃楚投吴过溧阳，这一历史事件在溧阳影响深远。溧阳百姓认为伍子胥是个英雄，他们敬崇他，同情他，自发帮助过他。围绕伍子胥，溧阳出现许多的传说，其中就有涉及村落地名的传说。例某书记载这样一条传说，楚兵追杀伍子胥，“五匹御马终被楚兵一一斩杀，当时百姓闻知，分别在五匹御马被斩杀处安葬之，于是斩杀头马处，地名为前马；斩杀二马处在东，地名东马；斩杀三马处在西，地名西马；斩杀四马处在北，地名塘马；斩杀五马处在南，地名白马岗”。

这一说法有许多破绽：首先伍子胥易装逃出昭关，一人一骑已非易事，何能带着五匹御马？所谓头马，本是伍子胥的坐骑，为引诱楚兵，它一马当先，余四匹御马紧随其后，四处分散。既是“前马”已定，何来余四匹御马跑到头马的前边去了，而且又是那么远，不合常理。笔者以为头马斩杀处称“前马”还是有点靠谱，其余皆不靠谱。

就说“东马”与“西马”，施有道书《溧阳地名那些事》有古时放牧场之说；而《溧阳族情》2016年第二期有文载：东晋初，溧阳马氏始祖马南平时任南海太守，居平陵江都村，建宅“车门宅”（今溧阳后周周留安村），后其长子孙居车门西称“西马”，次子孙居车门东称“东马”。笔者以为：若“东马”与“西马”村名出现较晚，在明清之时，那施有道书以“马场”说较为靠谱，若出现得很早，在宋元之前，那《溧阳族情》文章以“马”姓氏说是有可能。至于说是御马斩杀之地实是杜撰。

可最近笔者看到2021年9月版《别桥镇志》，其中附一民国十四年（1925）别桥地图（溧阳档案馆收藏），把“东马、西马”分别标为“东马塘”与“西马塘”，这显然对东马、西马村名又提供一个新的说法，地名说。因为溧阳以“马塘”为名者有好几个，都离不开这个“塘”，是否在东马、西马之间曾存在着一个“马塘”地貌呢。

国家测绘的地图，对于地名、村名，他们都有一个实地调查、核对的过程，可是比这地图早很多的嘉庆县志里，却是写的“东马、西马”，难道地图调查所得村名是百姓之所称？总之“东马、西马”村名应有深入研调过程，可惜方志缺少这样的过程，缺少考证，若只是简单地引用施有道的“马场”说倒也罢了，还混加了蹩脚杜撰伍子胥御马说，两者并用，这就让人难以信服了。

再说塘马村名，有多种传说，有说伍子胥到了那里，坐骑累死塘边，故而伍子胥称该地为“塘马”；有说：楚兵斩杀四马处，称为“塘马”；也有说古时在村边塘中发现一尊石马。这些所谓传说有个共同特点，均是围绕“塘”、“马”二字展开的联想，而且传说的制造者不了解“塘马村”本是“唐马村”，也不了解古时“唐”、“塘”通用，例嘉庆县志称村为“塘马村”，称村边桥为“唐马桥”。还有嘉庆县志编纂的负责人陈鸿寿，其序中自书“钱塘陈鸿寿”，在县志条目中（舆地志·公署第四十八页）有提到他时称“钱唐陈鸿寿”，这是“唐”、“塘”互为借用的例证。传说的制造者脑海里这锹“土”却被固定下来，“唐”成了“塘”。就是对“马”也仅限于实体的思维。如此演绎故事只能缘木求鱼。且不说其演绎的故事逻辑不通，矛盾百出。

其实关于“塘马村名由来”，唐马刘氏在崇祯乙亥年（1635）刘氏二修宗谱序中就清楚告许后人，序称唐马这里“平原旷野，林木扶疎，河水襟带，其气滔闭，共俗睢于，有陶唐之遗风。且肩击毂，熙熙攘攘，即马头当不过是唐马之名所由昉欤”。

我心懵懵，当今完全有条件判别那些传说的可信性、合理性，为何有人不愿做，还坚持那些不靠谱的东西，四处传播，甚至塑像立于村前。其实这些文化垃圾糊弄外地人可以，但对于本地人，关心者嗤之以鼻；不关心者视而不见，任你塑个狗还是塑个马，与民何涉？我心忧忧，假的东西传远了，传久了，假的就是真的了。现实还真印证了笔者的担忧，某志还真的采用了伍子胥坐骑累死塘边之说了。

村落地名是厚重的本书，里面写满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村落地名是醇香的酒，里面装满了家族的情感，百姓的智慧。村落地名是人们“乡愁”的焦点，我们要善待她，保护她，研究她，要去伪存真，让其在时光长河中永放光芒。

2020.7.20

2023.4.14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