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水

救猫的老吴住在安乐桥下，那有十几个流浪的人。一个河南来打工的快递员因为老板欠钱跑了，想在杭州的桥洞下对付几天，再回家；一个独眼的商人也住在桥下，平时做茶叶生意，亏了几十万，一直没敢告诉家里人；一个干重体力的人，身体被压垮了，就背着他的吉他，加入了安乐桥下的队伍。安乐桥下最年轻的居民是2002年出生的舞蹈演员，因为疫情找不到工作，就搬到了桥下，对他来说，“活着不是选择题”。大多数时刻，他们都沉默着，只有在很少的几个瞬间，他们的人生才突然隆重起来。老吴跳入江中救猫就是这样的瞬间。

撰文丨余水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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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桥下

谁也不知道那只狸花猫是怎么掉下水的。但它惊醒了安乐桥下正在休息的流浪汉们。肖彦是最先听到叫声的，大概是下午六点左右，桥下的灯已经亮了，能看见有个小东西在水里扑腾，肖彦找了根绳子，但猫咪在靠近对岸的地方，还是够不着它。老吴也发现了动静，那时候老吴还在喝酒呢。他走过来，看到有东西在水里挣扎，“我去救它”。他没有犹豫，脱了衣服，跨过围栏，就跳进了黑黢黢的水中。水可真冷，老吴的酒一下就醒了。

安乐桥

安乐桥下流淌的是杭州过去的护城河——东河，为了给桥下两侧的步道留出距离，东河流经桥下时，河面变窄，老吴不需要游太远，就能够着那只小东西了。他两只手把猫举起来，让猫咪的脑袋露出水面呼吸，脚下踩着淤泥，趟回了岸边。

五六个围观的人聚了过来。老吴赤膊上身，光着脚，裤腿泡湿了。他看着那个救上来的小东西，它吃力地想站起来，还有生命的迹象。所有人都关切地望着这一切，把这场救援看成一项壮举。在过去十多年的人生中，老吴一直在流浪，徘徊在社会系统的边缘。直到此刻，他好像重新成为重要的一员。

“我觉得我对这个社会还是有点用的，我觉得我对这个社会还是有点用的。”他念叨着。

他把猫交给了岸上的年轻人，换了身衣服，又回到他在桥下的床铺，接着喝啤酒去了。

那天傍晚，脱口秀演员梁海源恰巧经过这座桥，准备去附近的剧院演出，那是《坐在角落里的人》全国巡演的杭州站，他随手拍下了这个故事，发了微博，20万人知道了有个流浪的大叔，在冬天的夜晚跳进寒江，救了一只猫。

在杭州安乐桥下，住着十几个流浪汉。也许是为了取暖，他们的床铺大多紧挨着。老吴有安乐桥下最豪华的床铺，一层防潮垫，一层海绵，一层床褥和一层棉被。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精神劲儿总是很足。他有一个手提的水桶状布包，里面装着掉了漆的电动剃须刀、牙膏牙刷、一把酒店免费提供的白色塑料梳，因为常常使用，锯齿上还留着黑色的头发和污迹。

安乐桥下的床铺

十八年前，老吴离了婚，儿子跟了老婆。他说自己没了奋斗的理由，就买一辆捷安特牌的自行车，开始到处旅行。他第一站去了福建，后来又去了昆明、上海。他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流浪的，一开始还有帐篷，不知怎么的，他不再需要帐篷了。他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少，现在，他只需要一张草席、一个枕头和一个被单。最后，他回到了杭州——那是他过去工作的地方，但这里已经没有了家。

每个月，他计划只花3000块。他朝我晃了晃他的小腰包，说，钱都存好了，放在卡里，照这么过下去，到他八十岁的时候，甚至还可以给儿子留下一笔财富。谁知道呢？

我问他，有钱为什么要流浪？

他说，自由自在。“今天睡觉了，感觉到冷，想睡到几点钟就睡几点钟，我活得不蛮好的？”

“你活得这么好，那你人生没有低谷吗？”

“就是现在。”

“可是你不是说活得挺好的，很自由么？”

“是啊，我落魄，但我也很自由，这没什么矛盾的。”

老吴在桥下的邻居中，被称作“上海老头”的流浪汉是最早来这儿的，他在安乐桥下已经住了大半年。老头72岁，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穿一件黑色的薄外套，显得更瘦了。也许是因为天气冷，他走路的时候缩着脖子。

年轻的时候，老头是票贩子，后来纸质的火车票淘汰了，自己也随着时代淘汰了。老头老了，没有工作就没有足够的钱，只有每个月2500块的补助，是老家昆山的保险发放的。他住在马路边，公园里。夏天太热，就住在西湖边上，冬天桥下暖和，就又搬到桥下。老头床铺前常常放着一瓶可乐。他不抽别人递过去的烟，不吃别人递来的食物。他离开家已经50年了，只有阿姐死的时候回了趟家，阿哥还在世，除此之外，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

有个流浪的年轻人说，老吴和老头是“职业流浪”的人。他们常年住在街边，接受一个人风餐露宿的生活。

但在安乐桥下，更多的是离家在外打临时工的人（毕竟正式工都得靠介绍）。一份工作干不下去了，他们就找下一个。找到工作的人，就带着行李，离开安乐桥，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又再回来。

一个广西百色的年轻人住在桥下靠近外边的地方，床头摆着一瓶会稽山黄酒，空的。被子是夏天时买的，冬天了，他还穿着短袖睡觉，“习惯了就不冷”。今年夏天，家里的甘蔗割完，他就出来闯荡，但并不顺利。他说，网上能找到的活儿不多，好多工作顺着地址找过去，就发现店关着，或者给的钱少得可怜。

没钱了，只能住桥洞里。夏天时，他以为只是暂时住住，“人落难了，哪里都可以住”。只是没想到半年过去了，上一次找到工作还是两周前，两天赚了400块。在长时间住在这的人里，他的行李最少，两套衣服，一个粉红色的小箱子，还有一个锅，用来泡面吃，没有洗。

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就快过年了，附近又多了一些彷徨的人。一个河南来浙江打工的快递员因为老板欠钱跑了，想在桥洞下对付几天。有个独眼的商人也住在桥下，平时做茶叶生意，采购云南、贵州、杭州的茶叶卖到安徽，亏了几十万，一直没敢告诉家人。到了杭州，他从火车站走到桥底下，住了下来。

活着不是选择题

由于桥面压得很低，安乐桥下的白天也是黑暗的，没有找到工作的流浪汉们都在睡觉，桥下一片寂静。下午5点，路灯会准时打开，流浪的人们开始行动，他们出被窝走走，和隔壁的床铺说说闲话，仿佛这才是一天开始的时候。

有时起得早，老吴会骑着自行车，沿着西湖大道一路骑，二十分钟就到了西湖边，拎着一瓶酒，对着西湖喝酒。困了就在椅子上打盹儿，但是要记得不能睡着，睡着了可能会被赶。更多的时候，他就在桥洞下歇着，打发完这一天。

老吴的自行车

最先发现猫落水的肖彦，和老吴是同乡，他们都是湖北仙桃人。两个月前，肖彦背着吉他，从南京来到杭州，加入了安乐桥下的队伍。他的上一份工作被中介骗了，还没找到下一份工作。

六年前，肖彦28岁。那时他在制糖厂拉车，几百斤重的糖，趁它60度的时候倒入模具，拉到指定的地方。一车糖太重了，干了50天，肖彦的胸椎就疼得不行，最后发现胸椎变形，医生说不能从事很重的体力活，但他又只能干体力活为生。和所有身边的人一样，他努力给自己攒钱，计划明天该做什么。但生病以后，干活的时间一长，就会背疼、胸闷，觉得心慌。

有一天早上八点，他像往常一样，起床、刷牙洗脸、走出宿舍，去往车间，上夜班的同事缓缓从车间里走出来，目光无神，行动迟缓，拖着脚步离开工作岗位。说到这里，肖彦站起来，在河边模仿起夜班车间的工人，“就像这样，看起来很恐怖”。人生第一次，他感到迷茫，“我不知道我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价值。”但人总得活着，或许等钱都花完了，他会再去找一份“没有意义的”工作。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给自己买了一把吉他，没事的时候就弹弹。肖彦的行李中，最值钱的就是那把吉他，两千块，牌子是Magic。

一开始流浪的时候，首先思想上会接受不了，只能忍受，“因为很多（人）没钱嘛，要忍受挨饿，可能有时候受冻的。”但最终他也只能接受命运。“如果人有选择，没有谁愿意住在这里。”尽管冻得要命，肖彦还是每隔几天就想办法洗个澡，或者去公共厕所洗个头。每个星期，他都会开一间便宜的酒店，把所有的衣服拿去洗干净。

安乐桥下最年轻的居民是2002年出生的舞蹈演员梁青春，他在2017的电视节目里伴过舞。疫情爆发后，舞蹈演员招工的群里“一片死寂”，他辗转到了杭州，当起了临时工赚钱度日。直到手机被偷了，没有健康码，临时工也干不了了。

梁青春的面孔在安乐桥下显得格格不入，他年轻、时髦，走路的时候会把卫衣的帽子戴起来。他记得，自己住在桥下的第一天，唯一的想法是，不如就这样饿死吧。饿到第三天，或者第四天的时候，和命运赌气的想法消失了，“当你认定你自己是一个流浪汉的时候，你脑子里很多想法就没了，你不会有什么怨天尤人，你当天唯一的想法就是怎么把饭吃饱，怎么活下去。真的就只有这个念头，没有别的念头了。”

梁青春走出桥洞，沿着西湖大道，走到西湖边上，那有许多直播的姐姐们，有个“好姐姐”跟他聊天，知道他会跳舞，就让他在直播的时候跳，一天给80块钱。那是他9个月之后第一次跳舞。

每天都有三四十个人来看他，围成一圈，密密麻麻。梁青春一边跳舞，一边看着观众，他能听见他们夸奖自己，吹捧自己，“跳得真好”“跳得真干净”……他差点就相信了。只是散场时，观众转过身去，说“这小伙子混吃等死”。他很生气，“我也不想混吃等死，每个人活着又不是做选择题，不是想做啥就能做啥的。”他跟父母反目了，有家不能回，“因为借了十五万开舞团，舞团没有生意，钱也花光了，“我也想好的选择题里面选择一道，但是我没得选。”

他说他是用肢体讲故事的人。有一天，西湖边的“好姐姐”放了一首毛不易唱的《像我这样的人》，他决定通过一支舞，把他的落魄，把那些打零工的日子，把那些痛苦的生活用肢体表达出来。梁青春12岁就开始学习跳舞，面对着舞台的灯光，他要睁开眼睛，保持自然的表情。长久之后，眼睛的散光变得很严重。他看不见人群的表情，在密密麻麻的围观人群中想象一个属于他的舞台。但故事没能发展下去。他脑海中想表达的一个想法，忽然变成了很多很多个想法。动作变成了碎片，肢体失去了力量，“越跳越离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首歌结束，围观的人还是为他鼓掌，夸奖他跳得好。他知道他们不懂，但他“特别沮丧”，他看见跳舞的自己像个小丑，早就失去了起舞的能力，还觉得自己在舞蹈上能有什么优越感。

那天之后，他不再表达，每天只是想跳完舞，拿到钱，吃上饭。他好想吃上一顿沧州火锅鸡，来杭州前，他在石家庄的一个舞团跳舞，总吃这个，要蘸甜醋吃。

春夏秋冬又一冬

老吴救猫之后没过几天，杭州气象局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一夜之间，气温下降了10度，杭州的冬天终于到了。下雪天，安乐桥下跑来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偷了另一个流浪汉的一床被子和枕头，想住下来，当晚就被发现了。小孩跑了，再也没来过。

救助站的人在跟桥下流浪的人说话

安乐桥附近的救助站工作人员吕叔每天都会来到桥下，看看这些流浪汉们过得怎么样，是不是还活着。寒冷的冬夜，他希望“流浪的人少一个是一个”。他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帮4个流浪的人找到工作，希望把他们尽量都安置下来。只是有的人并不愿意得到帮助，也有人自愿睡在外面，即使给他们找了工作，也不愿意去。

吕叔也帮梁青春找到了工作，他终于有了住的地方，从这搬走了。住在桥下的日子，他时不时会谈起现代舞，语气中带着热爱，显得炙热，“那个舞种充满了无限种可能性”。但他觉得自己不再有创造无限种可能性的能力。

梁青春最饿的时候，每天只吃一顿，连着吃了三个月。

对于一个流浪汉的生活标准来说，肖彦倒是显得有些奢侈。夜里饿了，他从被窝里爬起来，去便利店给自己买了一份夜宵，和一瓶日式清酒。跟老吴边吃边聊。

流浪以前，肖彦也曾节约地过生活，好像能有什么指望似的。现在他无所谓了，想喝酒的时候就喝酒，想吃饭的时候就吃饭，“一天能花八十多”。他说，还有两天，他的钱就彻底没了。不知道明天怎么办，不去想还有明天，“我想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很迷茫”。

大多数时候，肖彦喜欢沉默地抱着吉他练习，只有抱起吉他，拨动琴弦的时刻，肖彦才能感受到一些快乐。谈论吉他，是他最愿意交流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木吉他的声音，比较自然一点。插了音箱也不行，我感觉那个声音不好听。”走过的人问，“你怎么不唱？”他说，“吉他不是已经有旋律了吗？为什么还要唱呢？”

安乐桥居民们的床铺前都摆着酒，一天的时间，没有酒，会过得很漫长。肖彦的床边也有一瓶桶装白酒，1L的矿泉水瓶大小。早晨起来就得喝，晚上睡觉前也得喝。老吴每天也要喝一斤酒，抽两包烟。口渴了，老吴打开床头的矿泉水瓶，“这怎么是酒？”又开了另一瓶，闻闻，“好像也是酒。”

有时候，老吴喝完酒睡不着，找肖彦借了手机看电视剧，肖彦觉得，“（老吴）肯定也是无聊嘛，肯定也是孤独嘛。”

一天，我和老吴聊到零点十一分，流浪的人都睡了，老吴盘腿坐着，红色的毛线帽子摘了又戴上。一包烟抽完了，500ml的雪花啤酒喝到了第三罐，他依然说个没完。那是我们对话的第五个小时，他讲起往事的时候，很少在悲伤中停留太久，总是回到那些自己总结出的大道理中，反反复复，说给别人听，说给自己听。

老吴

老吴大概是喝醉了，我站起身的功夫，他昏昏沉沉，自言自语起来，反反复复说着同样的话，“我是80年代的高中生”“肚子里还有点货吧？”……

桥下的灯依然亮着，光线沿着墙壁上的石雕落下来，上面刻着秀丽的东河两岸风光，也刻着闲散的、高雅的古诗。那是给游客准备的，老吴和邻居们从没好好端详过上边的字和画。只知道灯会在每天下午5点打开，又在每天的早晨7:30关上。

（来源：腾讯新闻）

◦ 梁青春、肖彦等均为化名。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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