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神基因股票(神农基因股票历史数据)

□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朱彦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1986年，三星堆遗址1号、2号“祭祀坑”震惊世界。夸张的纵目面具、高大的青铜立人、奇特的“通天”神树，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近日，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三星博物馆副馆长冉宏林来到“南博讲坛”，以《三星堆与中华文明》为题，介绍了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首次发掘以来的考古历程，特别是2019年以来6个新“祭祀坑”中的一些重大发现，分享自身多年三星堆考古的发现与思考。

A 印证文献记载，古蜀王国并非子虚乌有

三星堆的故事始于1929年。这一年，一位农夫在月亮湾挖出了不少明显带有蜀地风格的玉器。月亮湾与三星堆仅有一河之隔，这条河叫马牧河，马牧河西岸的平原上隆起三座土堆，恰如天空中的三颗明星，三星堆故此得名。

三星堆在1934年有过一次短暂的发掘。新中国成立后，三星堆才真正吐露出深埋地中千年的无穷瑰宝，让世人震惊不已。1986年，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两座“祭祀坑”，人们今天在三星堆博物馆中看到的那些标志性的器物——双眼凸出的青铜面具、连接天地的青铜神树、双手不知持何物的青铜大立人、表现三星堆人对太阳崇敬之情的青铜太阳轮等，均出自这次发掘。

这些丰富而又罕见的出土文物，每一件都是无与伦比的绝世珍品，为人们了解神秘的古蜀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它们真实地印证了文献古籍中的记载，并由此可知，传说中的古蜀王国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如此灿烂。

2020年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和院校，正式展开新6坑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多学科、多机构的聚力及现代科技手段的充分运用下，一系列超乎想象的新发现不断涌现。讲座现场，冉宏林特别介绍了其中的部分“明星文物”。

4号坑中发掘出的3件扭头跪坐铜人，以极为写实的人体造型区别于先前抽象、夸张的器物，尤其对于各部位细节特征的把握极为精细，手指关节处的凹窝、腿部的肌肉线条、抓地的脚趾头等均展现出三星堆青铜人像铸造技艺的高超水平。

8号坑中出土了迄今为止最大的青铜神坛，整体造型十分繁复。在神坛的层层高台之上，竖立着不同造型的青铜人像，刻画了类似于祭祀的某种盛大仪式的场景。神坛旁边还发现一件同样体量颇大的青铜神兽，大眼宽嘴，细腰粗腿，头部有一只独角，独角之上顶着一个平台，上面站立着一个青铜人像。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三星堆发现的铜人都是跪姿或站姿，以示对神的虔诚，但在此青铜神坛上，首次发现了坐姿人像。

5号坑中的黄金面罩被认为是附着在青铜人像上的，在工匠的捶打下质地如纸般轻薄，尺寸比正常人脸稍大，造型则是先前大家所“熟悉”的招风耳、菱形眼、高鼻梁、大咧嘴，整体看上去威严而神圣。

7号坑的“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状器是铜器和玉器的复合件，形似烧烤架，同样是一件“前所未见”的器物。玉器被合页式的镂空铜器夹着，玉器外边同时还包裹着丝绸。

这些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制作，再次证明了三星堆人浪漫的艺术想象与创造力。

B考古发现，古蜀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文明中心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唐朝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为传说中的古蜀历史抹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

其实，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但由于传世文献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载非常模糊，故而云遮雾绕，一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譬如《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常璩《华阳国志》写道：“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又说“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

直至近代，有了三星堆等考古发现，古蜀国的神秘面纱才一点一点被揭开。

冉宏林表示，从三星堆遗址的基本情况、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还有祭祀活动等全方位体系中，能够看出来三星堆遗址中的城墙建筑、锅碗瓢盆儿，吃的水稻、小米，跟国内其他地区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当时的经济基础和国内其他地方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三星堆遗址中，尽管有一些看起来独树一帜的，但是它也有很多跟国内其他地区相似甚至难以辨别的器物。”冉宏林在现场列出6件来自不同遗址的铜尊图片，有重庆巫山地区的双堰塘遗址出土的铜尊，有湖南洞庭湖岳阳地区发掘的铜尊，还有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铜尊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铜尊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至少长江流域的青铜尊都是很相似的，铜罍更是如此。”

由此可见，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是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系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

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体系。《山海经》中记述说，帝俊不仅是太阳和月亮的父亲，还是人间众多部族之父。其中非常重要的说法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所述“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这是古籍中关于农神与五谷起源最明确的记载了。后稷是各族心目中播种五谷的农神，而帝俊是后稷之父，可见帝俊与稻作文化的起源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神后稷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长江上游，和古蜀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四川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稻作栽培，特别是成都平原，气候温暖、土壤肥沃，从文献记载来看，古蜀国很早就已成为一个盛产水稻的中心。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已有“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的记载。都广之野，通常就是指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后稷是公认的农神，而葬在都广之野，可见农神与古蜀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关于古蜀的稻作农业与文化崇尚，不仅《山海经》中记载了帝俊与后稷的神话传说，成都平原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也给予了充分的揭示。譬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印证了《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一些神话传说，揭示了古代蜀人信奉的太阳神话与龙的崇拜。

C南北交融，三星堆文化内核是“中华”

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青铜神坛、黄金面罩……这些文物在以奇妙诡谲的造型吸引大众眼光之余，也让许多人对此不禁感到费解，三星堆到底从何而来？

考古研究发现，三星堆出土的器物，既体现出了鲜明的本地特色，又接受了来自中原等地文化的影响，从而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有力证据。

“青铜顶尊人像、龙形青铜器、神树纹玉琮等文物，细细解构后其实都能够看出，其背后与中华文明圈之间的联系。”冉宏林说。

在明确三星堆文化独特性的同时，还应当看见其与中华文明的一体性。冉宏林在现场还分享了许多从三星堆出土的，与国内其他地区相似甚至难以辨别的器物：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

璋这种具有庄严内涵的器物，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联系的又一条管道。璋是一种扁平而修长的玉器，有的璋在顶端会开出一个V字形的缺口。古代典籍《周礼》提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这六种玉器分别是玉璧、玉琮、玉圭、玉琥、玉璜、玉璋，合为“六瑞”。璋起源于龙山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中成为核心的礼器，这一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器物，在商周时代已出现在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1986年考古学家在三星堆2号坑发现了一件特殊的玉璋，在这件玉器上雕刻着两幅“祭山图”，展示了古蜀人祭祀神山的场景。

此外，神树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顶尊跪坐人像所彰显的对于文明礼仪的尊崇，以及大量龙形象的器物等，均是中华文明的经典元素，充分说明了古蜀先民拥有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冉宏林表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以鲜明的地域文化和传统的中原文化为基础，广泛吸收了周边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因而最终呈现出独特、丰富、生动的文明特质。

来源： 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