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胡愈之是胡适)
钱君匋(1907-1998),浙江桐乡屠甸镇人,他既是鲁迅先生的学生,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也是知名篆刻书画家,同时还是“我国现代音乐出版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创办的万叶书店是中国第一家音乐出版社,后来成为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前身之一。后人赞誉钱君匋“艺兼众美”,除装帧和音乐外,亦长于诗、书、印、画。
由钱君匋著、沈建中编《方寸聚清音——钱君匋印艺谭》近期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节选编者文章,回溯了钱君匋的艺术人生与日常小事。
一
许久没来这一带,出了地铁口是淡水路,应该往右走,我不禁向左一瞥,因为南昌路83弄无倦苦斋就在不远处,从前骑上脚踏车往那儿跑,私心以为所观所闻在在是享受光景,朵颐大快,丰盛如说大烹五鼎一点儿不为过。我常想为钱君匋夫子做点什么事,如此愿望有几年了,不意却弄出这么个文本来,多少有些欣慰。说实在的,我想编的总不那么如意。其实钱夫子最喜欢印行自己的集子,在他生命最后十年出版约三十来册图书,然他还是遗憾地对我说,自编全集已力不从心,只能抓紧时间自订年谱了。我亦想尽心尽力,可只得走一步是一步吧。
1994年6月钱君匋先生在南昌路新居 沈建中 摄
前数日按老电话号打去,竟是“嘎西多年啦,唉要打来”,旧主已殁十年矣。天色闷郁,我汗涔涔地攀上人行天桥,头顶上高架交汇,下梯即金鹿大楼,当年建筑前无倦苦斋原位于此地,而我供职办公处浦东大楼在斜对面,每次路过门前都要行注目礼。现在想想都倍觉温馨,脑海不觉闪过钱夫子论吴昌硕的话:“每一位伟大的人物,和我们同一空间呼吸的时刻,未必能理解他的价值;等到一朝谢世,时间造成了历史的距离,后辈才能看出他的精光异彩。”时间像高架上车轮飞驰似的,已轮到后生来臧否钱夫子。以前去无倦苦斋受益颇多,不敢因私谊而夸夸称颂,但若要回味其事迹,在我不算多的见识,自上世纪李叔同、丰子恺这样通才型大家后,继而如钱夫子一般多才多艺,好像绝无仅有,值得回味。
扳起手指粗略枚举,其编辑出版生涯长达七十余年,早年雅号“钱封面”,独步申城四马路,胡愈之、陈望道、夏丏尊等联袂为其订润例,“五四”健将包括“鲁郭茅、巴老曹”都请他装帧书衣,商务印书馆五大杂志封面均出自其手。他曾与贺绿汀一起被诬为“黑帮”,这一伤心事,让不懂行的我视为其在音乐界之辈分,当听过曹鹏指挥上海乐团演奏其作品音乐会,也能印证我颇荒唐的视角。说从事教育,据说他向开明书店提交辞呈的理由是兼课过多,受其亲炙学生及私淑徒弟则桃李满园,如“师恩难忘”那样的怀念文章多极了。说致力于写作,毕生所作众多序跋散文,都不失为一道文景也;早年印行诗集,友人们作“五序一跋”喝彩并发生口角,赵景深认为其诗太艳了一点,汪静之以为艳而不太,要打赵景深屁股三百板,而汪馥泉断定无艳诗要当判官,着各打屁股一百五十板;闻一多编《现代诗抄》选录其诗。还有论文从《中国玺印演变史略》、《装帧琐谈》到辨伪赵之谦篆印、吴昌硕刻印代庖者,学识与性情交织,好看得很。
喘口气再来数数他在书画篆刻上的贡献,若让我这个外行议论,不免佛头着粪。就拿朱屺瞻的话来说事:“君匋先生的绘画以写意花卉为主,他取八大、青藤、陈白阳、赵之谦、吴昌硕诸家之长,复取西洋构图之妙。”“他的画魄力很大,极简练处极精到,极奇特处极稳健,极雄厚处极含蓄。”又读过黄苗子评论,看法如出一辙更为详细;他能篆善隶,且以狂草出神入化,沙孟海称其汉简为“当今无第二人”;还擅篆巨印、刻长跋和制组印为“三绝”,身前编辑印谱凡几十余种,可见自信,有人说他是继白石老人之后稳执印坛牛耳,我深信之。
午斋钱唐之玺 钱君匋 作
如是聚众艺于一身又超一流,素谙鉴赏之术,所藏文物按如今市值可数亿计,还创办桐乡君匋艺术院和海宁钱君匋艺术研究馆,当然精通博物馆保存与陈列之学。我为此惊讶、赞叹,视如奇迹,有次居然与钱夫子开起了玩笑:有治学开了“四扇窗”的说法,而您在艺坛上却是“八面威风”。当谈论现代艺坛史实,很多方面均不能绕开钱夫子。而在我不但缅怀而已,还想很自我地评论并会克制不住地赞扬几句“杰出”,不!还是称“伟大”较好,读者诸君千万勿罪矣。因为其文艺贡献是实在的真诚的,若冠以“著名××家”的名目称呼,当有十余项吧,太麻烦了。总之,每当念及钱夫子,我总认为他是一位“大雅大俗”之人,他的奇迹在于“雅”与“俗”巧妙得当地融和,这正造就了“伟大”。
二
记得乙亥初春他心脏大病,出院后在瑞金宾馆休养两个月,便按捺不住赴外地旅游,秋后医生算账,无奈闭户静养,过于寂寞。就在此数月间,承老夫子不弃,我获得机会亲承謦欬,多少能听他把自己如何倔犟当作笑话来数落。其实他并非穷孩子出身,一到学龄入私塾,却发生把砚台摔地,戒尺扔出窗外,塾师大怒,其父只得挈他回家。是否自此发轫,遂有其毕生之个人奋斗。过了年又进小学就读,以获第二名毕业。这触动我联想他那年起早贪黑地篆印168方成一部《鲁迅印谱》,不幸被造反派抄没,心痛欲绝,立马秘密重刻一过,不到一月告成,深藏床下。老夫子在恶劣环境下还是倔与犟。
他总念念不忘自己少年赴沪学艺是靠向米行借贷三百元起步的,自此为钱烦恼的事便多了起来。礼拜天逛城隍庙,旧字画多而廉,可惜太穷。既然学艺财力有限,勤俭为不二法门。暑假返乡要买《石鼓文》临写,便哀求母亲:“我一定想办法省下这两块钱来,人家一个月洗澡、剃头两次,我减少一半,不买零食吃,也不坐电车,找旧的纸头练字。”当珂罗版《流沙坠简》印行,跑到富晋书店站阅,最后书店作为滞销书出售,他掏空口袋仅剩饭钱。直到晚年他还清楚记得学艺因钱少而所遇冷眼、所受刺激。
人们讲起致富故事,往往议论所谓“第一桶金”。在我想来,“钱封面”乃起家是也。从“开明”跳槽后照旧兼课编辑一肩双挑,“战地行脚”返沪又经营万叶书店,很费苦心,连纸张都需在价格跌落后吃进库存,但所印各类课本销路甚广,又“一桶金”也。1946年已有实力购买三幢三层办公房屋,新中国成立初以二百两黄金购置一幢四层住宅。兜里有了银子,最初收购虚谷中堂、吴昌硕屏条,一发而不可收。“文革”中他把平日所蓄五百两黄金上交造反派,所聚文物照样被掠走,真要了他的老命,卡车疾驰而走,竟去追赶,心脏病突发踣地。十年后首次领回被抄藏品,当晚狂饮花雕五斤。如是日复一日操心,悲喜两重天,心脏必受损矣。
《方寸聚清音:钱君匋印艺谭》内页
其名号风风韵韵不下几十目,写诗“牧风”,作散文“程朔青”,编曲“白蕊先女士”,还有“午斋”“丛翠堂”“抱华精舍”等,而我独喜欢其筹赵之谦署“无闷”、黄士陵署“倦叟”、吴昌硕署“苦铁”、齐白石(“齐”通“斋”)之首字为“无倦苦斋”,确实象征其精神境界。可成此名败也此号,他颇为沮丧地说起,“文革”初尚在“革命阵营”,没几天风云突变,有揭发他用此号之沪语谐音“无权可抓”来发泄内心之仇,立即揪入“牛棚”。生活在动荡时代,所受冤枉如家常便饭,每每挥毫“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有位为官朋友帮他解决一件难事,他高兴地拿出此句书联,是晚年极工致的隶书,让我去酬谢,岂料此君却要仕途风顺之句。我拿去还给他,他默不作声地又拿出两副对联叫我挑选,看他很失望的样子,我很后悔自己唐突,有些不知所措,旁边的书佣指着被退对联说:“写得这么好!送给我吧。”我发现老夫子表情方“阴转多云”。
说起其职业职务升降活像一条抛物线,先荣任总编辑,再为“资方代表”屈就副总编辑,后因只知上缴利润划归“走资本主义道路”沦为编审。从此更加沉湎个人奋斗,日课作画法书篆印,日落披览休憩,名气越来越大,钱也越挣越多,养成以作品广结良缘的习惯,信奉“出门靠朋友”,总是“自己困难自求解决”,甚至以作品谋求生活质量。其私宅购入三十年间自住十二年,十八年却为他人所居,从有落实政策迹象开始申请发还,四处托人、上下求助,他从不讳言以作品为礼品,听他回忆似“私房归还演义”。老年时期奔波海内外举办作品展览,也用作品酬谢赞助,这些都与其倔犟性格极有关系。夫子豪言“众山笑我苦登攀”,“再上天都笑众山”,曾以如是名利观勉励弟子:“做人、治学,名实相符为上,有实无名,个人不应计较,只要坚持苦干,甘于寂寞,有实学,名会自来。”他毫无倦苦地建功立业,创作数量巨大,从现存馆藏作品来看,堪称“精雅”,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才情。
三
当前话说钱夫子,且听昔日叶圣陶诸家“熟习他那种蕴藉的神态,柔美的性格”,“是一个朴实刻苦的人,不如现代一般纵欲者那样浮嚣与暴躁,而他的内心又是狂热的,美丽的,活泼的”,其雅可鉴。我见过其早年常读书目,除印谱和新文学刊物,就是《白香山词谱》《绝妙好词笺》《花间集》,曾一度沉醉于宋词几不能自拔,现在仍能看出其学养与艺风深受影响,所以他留下的诗文,在我欣赏总觉雅韵欲流,更迷恋长跋巨印如“一途寒雨入潇湘”“钟声送尽流光”,侧款极富诗境和浪漫情调。而他绘作丈二大画、巨幅龙门对,都极为壮观,弥漫凌厉之气,可为人处世毫无狂态。
钱君匋篆刻作品 (选自《艺文》1936年第1卷第5期)
笔歌墨舞 钱君匋 作
不妨观察1930年代,身处上海滩文论之争的惊涛骇浪,人缘极好,在大中华饭店礼堂举行婚礼,潘公展证婚,贺客接踵而至,连沈从文都跑来赠以磁枕为贺。但友人笔墨厮杀得再激烈,他始终置之度外,从不卷入漩涡,倾全力苦练技艺,操持养家糊口的艺术创作,我欣赏过他当时所刻元朱文印,纤细妍致,沪上文人纷纷向其索字索印。他还热衷于从“不花代价或代价较低”入手搜求马公愚、于右任等墨迹,这样积聚“财富”,更加费时费力。即使在最残酷日子里还伺机偷握利刃治印,“拟古玺”“仿诏版”“摹缶庐”“效牧甫”“师悲庵”,神游于古人清寂灵动的意匠情态,刻后称“惬心之作”不过瘾,动不动就呼“力作”。1968年如何危势当然知道,刻了一印还抑制不住地抒发“以急就章法出之,大有铜器凿款风韵”;六十六岁还在奉贤干校劳动,竟“刻兴迭出,为刻印之最佳时期也”;1975年春节被工宣队抄走书物,每早八时至晚十时被囚写交代,历时三月余仍刻印不止,自赞“老辣跌宕,斑剥破碎,颇具汉印神髓”,“古拙浑成,已到炉火纯青境界”,洋洋自乐心绪,跃然字句。
真不知他当年是怎样认识文论之争,又怎样看待自己的困苦。听其长子说,他父亲一直不赞成学艺为文,而命其攻读理工科。韬略否?不得知。暂且不论其精神支撑或心灵抚慰的说法,而能否视其为特定时代独思独乐者,素来按自我轨道运行,自称“单干户”,又从不悲叹,倒是侥幸故事不绝于口,说是批斗大会,造反派勒令他等二十余牛鬼蛇神从后台爬至会场,约数百米长,途中突然停止,他尚未爬出而被释。另一则,早晨见绍兴路刷有打倒他的大字标语,心想今朝必难度之日,报到后与十余黑帮罚站过道长凳上示众,造反派逐一抽耳光,监视者见势从他背后一推,他跌下未挨打。说罢犹如战时未被炸弹击中幸免于难一般快活。
去多了无倦苦斋,让我改变了视其“苦行僧”的印象。他平日寡言少语,通常忙不过来,对时间能谓“吝啬”。其弟子披露他一段自我检讨,“凡与我无关的事,都不去过问,都不去关心”,依此可见以老庄为养生主旨,经受翻云覆雨人事,夫子自道:“这些年来已无脾气了,遇到不愉快的事至多几分钟有点不高兴就过去了,与人也不争短长,逆来顺受。”他的恩师丰子恺之子因误会,假冒其父笔迹向他绝交,他信以为真,及至真相大白方追悔莫及。他为友人刻印二百方,后变得不相闻问,有次赴港举办篆刻原作展,唯独此友不借,他说:“其实我不应该向此公开口,自讨没趣,自寻烦恼,责备自己,心情就十分坦然舒畅了。”
记得徐中玉先生为助我采访写了一批介绍信寄来,内有致钱夫子,给他看了,想不到他说,徐先生是市作协主席,要留下此信收藏。我却胡搅蛮缠地要他画页扇面交换,他随手画起墨荷,笔意恣肆地仿佛将墨泼上去哉,还开起玩笑:“侬要替我拍照,我身上大都冒牌货,牙齿假的,眼睛动过白内障手术,心脏靠起搏器帮忙,呼吸靠氧气瓶补充。”我体会出其颖悟,他空闲会聊起孩时与阿七、小狗几位跑到酿酒作坊,爬上石缸舀酒大喝至醉倒;供职神州国光社时与胡秋原面对办公,胡氏与他开了绝妙玩笑。许多年过去了,有时想起会暗自好笑,真的诙谐机巧。
钱君匋为《玄隐庐录印》题序首页
无倦苦斋座上客,“鸿儒”“白丁”兼而有之,一面与黄宾虹、沈尹默、叶恭绰、潘伯鹰、齐燕铭、李一氓诸位名流俊彦皆交游;另一面因出售作品而交往大批经商者,对掮客爱恨交加。老夫子从不假正经、端架子、摆谱儿,虽行动率性,可极为厚道温情,手下打杂的青年“志愿者”特别多,若差事一呼百应,对帮过他的人总心存感念而赏书画。
四
卖文鬻画,天经地义。他确实生产大量商品书画,导致身后拍卖价格难以飙升。因此有人闲话“挣钱”是其画外功夫,坊间喻之印钞机,一个早晨能生产几万元产品。我是亲眼目睹的。1996年索字求画特别多,虽辛苦但极快乐,“南昌路是风水宝地,动迁来此生意兴隆,从前万叶书店搬到这里也发财。”当时我已很少去拜访,有次他通知我要早点去。我八点赶到,他正吃稀饭,边指挥书佣在刚写的一批对联上盖章,他说,有人订购一百副对联,晨起即书,连续三天告成。毕竟是安装心脏起搏器的九十又一老人,照例每晚临睡前铺好宣纸、换好水,晨六时起床从事生产两小时再吃早餐,落款均“百岁开一”,还说自己像庄稼人。这让我异常相信性格决定命运之论。钱老爱钱,总说“自己劳动所得”,生怕别人忽略。我以为他善于聚财得力勤俭,其“勤”可感,其“俭”更动人了。他家有煤气,仍叫保姆到老虎灶泡开水,他请门徒算过泡开水要比自家烧水划算;他书斋里囤积的宣纸用也用不完,却舍不得丢弃哪怕半张小纸片,凡属废纸都裁成小纸块,用作盖章时垫上,或擦鼻涕,或当手纸。类似省吃俭用的“钱”事并非传闻,连他本人都直言不讳,由此便察觉出他的实在。
其有谈“钱”事二印,朱文“嫌其铜臭”,边刻:“其实是个没钱的人,无所谓铜臭。不过姓了钱,就不免带着一些了。戏刻。”白文“人间造孽”,边刻:“人都以为钱总是造孽的,但我以为并不尽然,造福的时候也有吧?豫堂刻以自嬉。”他一再说:“没钱怎么办事?但我从不做守财奴,一分一分挣,一万一万花。”他如何花钱呢?1949年他往厂肆访画,见齐白石《红莲鸣蝉》索价一百元,欲削价二十元不得,归沪悒悒;翌年进京,店主持价不售,只能“徒存想望而已”;第三年仍见悬原处,遂以旧价购得。还有个花钱段子,掮客持金农墨梅册页求售,他阅后说不止三开,掮客坚称仅此,以每开五十元成交;不到十天,掮客携续四开来称为最后者价倍之,无奈以每开百元买入,掮客高兴而退;越数天掮客又携二开复至,强行再倍每开二百元出售。尚有一开,候掮客多天不见来,以为无望。过月余,堂弟镜塘邀他至府上赏画,偶见窗槛有开册页,果为同册之物,递二百元获归。晚年以印行图书为乐事,有次我看到他充满豪情地从画桌的抽屉里清点数万钞票,当场付清印集之费,事后又听他说被追加两万元。他想印一册书法集,慷慨地以书画多件酬谢,被拖很久眼看无望便取回书稿,交给一位“热心人”,再次画了写了许多聊充印资,直到离世还没见印出,呜呼。
1940年代,钱君匋(前排左起)与邓散木、黄宾虹、江裕如、白蕉等友人在上海友声旅行社。
他毕生聚财绝不贪财,乐善好施,早期润格“书面画每幅十五元”,“非关文化之书籍不画,指定题材者不画”,听说当年水沫书店的书衣都请他装帧,他一律优惠十元,朋友的书则半价。他得知缪天瑞《律学》书稿被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退回,不怕赔本,主动接纳出版。他的书在亚东图书馆出版所得稿费,悉数接济学生秦淑贞就读上海美专;巴金初来上海生活窘迫,索非请他帮忙,他以月薪三分之一相助;抗战之初还资助吕骥赴延安;曾自豪地告诉我1975年出资建造茅盾铜像:“那时一万元可抵现在十万元。”他除购置住宅、送子留学及自费出版外,最大开销是收购文物,八十岁时倾其所有捐赠桐乡四千余件珍品;此后又辛勤耕作,捐赠十年间积聚的藏品和自作精品千余件给海宁。——能谓散财有道否?
左:海宁钱唐章 右:钱君匋年七十以后之作 钱君匋 作
很多人都晓得其润格没准价,经常人情成筹码,因为他太好商量。有位退休同事经常来付一千元钱索写两副对联贩卖,而时价每副至少三千元,他九十高龄了,再忙亦有求必应,难得也会发牢骚:“伊退休了,比较拮据。勿过从前伊做造反派咯辰光,倒蛮风光的,揪斗我最辣手。”大凡与他有交情之友都能体验其豪爽侠义,只要你开得出口,就能听到“马上就画,现在就写”的应答,就能看到“立刻铺纸,欣然命笔”之情形。尽管他热情爽快,可对于脸皮黑厚纠缠之徒,从不拖延了事,总是断然拒绝而引发“小气”“抠门”的非议,一旦因买卖生摩擦,在他却以“余欲辩解,毫无用处,只得自认倒霉”之态度处置。正像一个人的功名会被流言所害,老夫子也不例外。
读者诸君,再回到开篇。那天,我很快进了金鹿大楼,当坐在钱夫子长子、旅美多年的大绪先生面前,听他喃喃细语往事,很有几分其父形神,仿佛时光倒流,钱夫子那特有的带哮鸣音的老慢支喘息声好像又回响起来。这些年既未流传钱府争长竞短之小道消息,亦没见频频曝光于媒体来吆喝父辈遗产,倘遇獐头鼠目者也能宽容。钱夫子身后安宁,真有福气啊,可否视其“大智慧”焉。
戊子处暑前五日写于谦约斋
附:钱君匋|篆刻的古往今来
我国的玺印是书法和雕刻的完美结合,而书法又重于雕刻,因此作为一种特有的工艺,又称为篆刻。它因实用而产生,发展到作为美的艺术欣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至秦汉两代,玺印已臻于极盛,顺应我国文字的发展嬗变,扎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我国古代的印人,在极小的方寸之间,通过分朱布白的手段,取得了疏密参差、离合有伦的高度艺术成就。秦汉玺印作为精湛瑰丽的艺术典范,在我国的传统艺术史上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
日庚都萃车马 战国烙马印
经历了秦汉两代的艺术峰巅,魏晋南北朝的印章大体沿袭两汉风范,在篆刻范畴,这一时期的印章仍归属汉印系统,为后世篆刻家所取法。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文字方面,曾作为通行文字的秦篆汉隶逐渐为魏晋以来的楷体行草所替代,在新的社会潮流面前,秦汉玺印传统面临着一场大的变革。于是,在隋唐时代,一种新的入印文字——盘曲折叠、停匀齐整、风格纤巧,以填塞印面为能事,但多少也倾注了制作者对当时通行文字的艺术美化——被称为“九叠文”的变体取代了秦汉玺印的缪篆印;而从东晋官府开始改用纸帛来替代秦汉的简牍制度,伴随封泥的消亡,传统的汉白文印改变为清晰醒目的朱文印,也是势所必然。
隋唐以来的印文变革,随着时代的演变,秦汉风范固然因之而荡然无存,但在玺印史上仍占有重要的一页。历史无意依恋昔日的繁盛而驻足不前,经历宋金元时期,至明清两代,印刷体(宋体)的普及同样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中国的玺印历史自唐代始,派生出实用与艺术这同源异流的两大系列,各自发展,而作为艺术的一支,则多见用于镌刻斋馆、收藏、词句、别号等印,施之于书画作品,更与文人画的发展相结合,具备独立的欣赏价值,其后历经递变,遂名家辈出,流派纷繁。篆刻源于书法,以文字为依托,以秦汉为典范,又施之于雕刻上的种种刀法,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影响之大,直至当代,还波及东方许多国家。
明清篆刻流派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阶段。元赵孟頫诗书画印可称一代大家,在艺术实践上首创圆朱文入印。元代吾丘衍的《学古编》则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发挥,王冕首创花乳石治印,从印材的改革上为篆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至明代文彭、何震,则对延习已久的九叠文风气,举起师法汉印的旗帜,从而做出继往开来的伟大贡献。文彭的作品典雅秀逸,何震师出文彭却一变为流利苍古的格调,效之者甚众,成一时风气,遂成为当时印坛的领袖人物。在明代至清初的印坛上,苏宣、程邃、汪关、巴慰祖、胡唐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接受何震艺术渊源的这一派印家,传统上称为皖派(或徽派)。明清篆刻流派由文何创始,经过几代印家的努力,在师法秦汉的道路上,创作经验和印学理论的积累逐渐增多,终于达到它的全盛时期。
十八世纪中叶,钱塘的丁敬首先以浙派的雄姿崛起于浙江。这一时代作家辈出,前有黄易、蒋仁、奚冈,后有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人,后世称之为“西泠八家”。丁敬的刻印发扬了秦汉玺印的优良传统,由于他在诗文、书法和金石文字方面的精湛修养,因此能博采众长,所作质朴清刚,遒劲浑厚,在当时的印坛有耳目一新之感。黄易等人师承丁敬,发扬光大,各有面目。陈鸿寿英迈爽利,赵之琛尤擅切玉法,到了他们这一辈,浙派的篆刻,技巧上已发展到极致。乾嘉时期,在印坛的势力之盛,莫过于浙派,当时师承浙派的人都以赵之琛为宗,于是艺术生气渐趋沉寂,流弊丛生,每况愈下,浙派刻印经历了绚烂之后已面临衰颓。钱松之作直追汉人堂奥,曾摹印二千余钮,以苍古朴茂别树一帜,影响了后世的吴昌硕,惜他逝世较早,无力挽回浙派的江河日下之势。
就在黄易、陈鸿寿驰骋印坛之时,安徽怀宁的邓石如以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卓越的书法造诣,在篆刻的天地里开拓了崭新的领域。邓石如初以何震、程邃为宗,后尝试以小篆和碑额的体势笔意入印,打破了浙皖两派谨守汉印法度、以缪篆一体为宗的复古思想的藩篱,扩大了篆刻的取资范围和知识领域,为后世的篆刻艺术开创了广阔的前景。邓石如的作品历经厄运,原石保存至今已经很少,但他的成就并不限于篆刻作品,更重要的是在篆刻史上做出的具有革新意义的重大贡献。受到他影响的吴咨和徐三庚固然是重要的代表,但真正将邓派推向高峰的无疑是他的再传弟子吴熙载。
篆刻自丁敬和邓石如出现,如水出夔门,大有一泻千里之势。明清篆刻流派在经历了文何和早期皖派筚路蓝缕的奋斗之后,姹紫嫣红、欣欣向荣的前景已经翘首可望了。
如果说,以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以秦汉的火种给印坛带来了一片光明,那么邓石如则以汉碑汉印余辉的反照在乾嘉时代享名天下,而吴熙载又接过邓派的旗帜在晚清的印坛大放异彩。他的篆隶功力极深,以书法入印,又结合碑碣的刀法,因此多见笔势酣畅、神完气足,笔墨的意境可谓淋漓尽致,刀法的精熟则是无出其右的了。晚清印坛巨匠黄士陵、吴昌硕和现代的来楚生都曾通过吴熙载来上追秦汉,吴昌硕曾言:“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圜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迳于让翁。”对他的作品予以高度的评价。
笔歌墨舞 邓石如 作
在邓石如的影响下,在晚清的印坛上,几乎与吴熙载同时,出现了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艺术家赵之谦,他卓越精湛的文字学修养和文学才华,在北碑书法和写意花卉的研究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的篆刻完全超越了他以往的历代大家。赵之谦的刻印由浙派入,二十七岁至三十四岁之间,在学习丁敬和陈鸿寿的基础上,消化吸收了邓石如、巴慰祖古拙深凝的阳刚之美和流转妍秀的阴柔之美,更敢于从秦权、诏版、汉灯、镜铭、钱币、砖瓦和六朝造像等方面寻求营养,遂由早年的遒丽端静走向浑朴奇宕,“龙泓无此安详,完白无此精悍”,表达了他对自己的艺术创造的无比自信。他尝试以《吴纪功碑》的刀法,化碑入印,开创了刻印上的写意一派,可以说是篆刻史上的创举,启迪了现代的齐白石。他采用北碑书体作边款,更以《始平公》法作阳文的款识,兼及汉画像石入印,以他的天才魄力开拓了前无古人的新天地,在篆刻理论上则倡导有笔有墨,注重笔墨的表现力和艺术意境。他评述吴熙载“印宗邓氏,而归于汉入……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是一种委婉的批评,而他的成就在于能在浙派日趋凋零,吴熙载谨守师法渐成强弩之末之时,以新的审美意识,为后世的篆刻家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成为这个时代艺术上的先驱人物。
在明清的篆刻流派中,吴昌硕和黄士陵是最后的两位大师。他们以各自鲜明的艺术个性和惊人的艺术创造力使晚清的印坛呈现出最后的辉煌。
吴昌硕的篆刻初学徐三庚和钱松,后取法吴熙载,继而师事秦汉玺印、封泥瓦甓。他以三代吉金乐石的线条结体,运诸毫端,貌拙气盛地书写石鼓文,发展了篆法,所以他的刻印,结体用笔能一变前人成法,加之以钝刀切石,尤见淳朴老辣,奇趣横生。他在诗书画印上的精湛造诣,使他最后在传统的基础上,悉揽众长,形成苍劲郁勃、浑朴高古的特点,开创了写意手法的新境界。在吴昌硕逝世后的六十多年中,得源于吴派的印家代不乏人,影响之大,遍及海内外。相比之下,多年侨居广州的黄士陵则不能与吴昌硕同日而语。黄士陵的创作起初也是由浙派入手的,后取道邓石如、吴熙载,兼及赵之谦。他早年之作,完全是吴熙载的家数,后于北京国子监肄业,得见三代遗文,开阔了眼界,在金石学研究方面有新的创获。他的篆书峭拔诡谲,渊懿朴茂,刻印则锋锐挺劲,光洁妍美。
静虚斋画记 黄士陵 作(钱君匋藏印)
黄士陵诞生较赵之谦迟二十年,较吴昌硕迟五年,他早年的博采众长及审美情趣与赵之谦并无二致,他创作的活跃期也正是吴派刻印风靡印坛的时候,但终究因取舍不同,通过对金文专注深入的研究,更益以他有关的文字学学识,遂能在赵吴两家盛名显赫之时另辟一条康庄大道,以刚健峭拔、生辣浑朴的新面,平中寓险的奇特风貌与吴昌硕的乱头粗服、斑驳苍茫形成了意味深长的艺术对照,从而成为赵吴之后震惊晚清印坛的第三个大家。他的学生李尹桑说赵之谦的功夫在于贞石,黄士陵的功夫在于吉金,可以概括两人的同中之异。黄士陵的风格完全是新的,而又不背叛传统,他的独具慧眼也就在这里。
一九〇四年西泠印社的成立,是中国篆刻史上空前的盛会,也是对五百年来篆刻流派的总的回顾。民国印坛承继明清诸家的遗绪,其间名家辈出,赵时、赵石、陈衡恪、易大庵、王福庵、齐白石堪称是吴昌硕之后的卓越代表。赵时的作品最以婉约秀润、浑厚茂密冠绝一时,饮誉海内外艺坛,盛名之下,成为与吴昌硕并称的民国印坛巨擘。齐白石魄力过人,以“胆敢独造”的革新精神,在吴昌硕写意一派的影响下,别开生面,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五百年明清篆刻流派的发展史,是中国艺术史上继秦汉玺印之后的又一重要篇章,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历代印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在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氛围中,以各自卓越的艺术修养和学识才华,用毕生的精力,在篆刻的方寸之地,寄托了他们的美学理想和艺术情趣,与诗文书画相辉映,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东方诸国,以我国为本源,远绍秦汉,近踵明清,形成本民族的艺术风格,是值得赞赏的。在当今提倡弘扬民族文化之际,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立足传统,推陈出新,创造出我们时代的风格,是我们当仁不让、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五百年篆刻流派的发展史,是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历代印家自强不息的颂歌。百劫不磨的历代艺术杰作既是珍贵的文物,同时也是前人在披荆斩棘、勇猛精进的探索中留下的艰辛和喜悦的实录,由此寄托他们对艺术人生的信念和追求,这是一份值得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五百年艺术流派的兴衰,对于正在身体力行、努力开拓的当代印坛无疑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既尊崇历史,又不迷信古人;既扎根传统,又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新路,才可能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将来的艺术作品。让我们共同努力!
《方寸聚清音——钱君匋印艺谭》书影
(本文选自钱君匋著、沈建中编《方寸聚清音——钱君匋印艺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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